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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快訊

慈善公益

寺廟投資慈善是普渡眾生

 

入世的寺廟更要有一顆慈善的心
 
  自古以來,我輩俗人們,對古剎昏燈下的修行者都懷著一份尊敬。這其中的原因,正如《探尋圣人的足跡》一書中所說:“大約2500年前,人類出現了幾位圣人,他們代表人類對人類的痛苦和前途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做出了相應的選擇。老子認為,人類應當回歸于自然,無知無欲無求;‘上帝’認為,人類應當回歸于動物世界的伊甸樂園;釋迦牟尼認為,人類的痛苦是人類本身所無法克服的,人類只有進化成‘佛’、成神、成仙才能夠真正擺脫痛苦;孔子則認為,人就是人,人能夠找到辦法解決人類的痛苦,方法就是為每一個人在社會大結構中安排有關適當的位置。此書詳細分析了上述圣人的學說和意圖,并認為他們的工作代表著人類的第二次選擇(第一次選擇是舉起火把成為人)。”
 
  佛法以普渡眾生為本,所以才有了“佛祖割肉喂鷹”的典故。于是,在戰亂時代,寺廟既是安身求保之地,也是暫度饑荒的好去處。僧人們即便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救人于水火,抑或寺毀人亡也義無反顧,正是因為如此,佛教才為人敬仰而長盛不衰。這種精神在諸多影視作品如《少林寺》中體現得很明顯。
 
  當今社會,科技發達,人們不愁吃喝,但快速轉動的社會車輪卻讓每個主動追逐或被迫跟隨的人心底多多少少有疲憊之感,于是眾多信徒希望遠離都市喧鬧,把晨鐘暮鼓、梵音彌繞的寺廟當成了心靈家園。
 
  需要指出的是,紙醉金迷的物欲沖擊,使得今天的修行者需要有比他們的前輩更堅定更純潔的信仰。不過,在大眾審視下,屢見不鮮且深惡痛絕的現象是,與古時寒鴉古寺避世山林相比,現今許多“積極入世”的寺廟金身塑像小者幾十米,大者過百米,動輒一炷香上萬元,但其普渡眾生、庇佑心靈的功能卻在不斷弱化,更有個別寺廟通過各種市場化運作,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不但沒有回饋和回報社會信眾,反而窮奢極欲,揮霍無度,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最讓人無法容忍的是,一些地方搞的“外包模式”,使寺廟成了假僧侶云集的斂財之地。于是,佛門凈地的神圣感在不斷地降低,銅臭味越來越重。
 
  只有索取,沒有回報,很顯然,這不符合佛法的宗旨,也不利于其形象的提升。別忘了,歷史上,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盛況后,佛教幾次入滅,信眾流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宗教界的奢靡腐朽遭到大眾的唾棄。前車之鑒,不可不察。應該說,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要求來看,金心異委員“勸寺廟辦醫院”無疑是踐行這一宏旨的很好方式。
 
  一者,醫院本是救死扶傷之地,側重的是疾病的救治,保障的是身體的健康,與佛教普渡眾生的要義,在實效上具有異曲同工之處;
 
  二者,寺院是修身養性、陶冶情操、拋功利思維、構內心和諧之處,注重的是內外兼修,可謂是一座精神世界的“醫院”。兩者結合,則實現了身心的結合與交融。這是從慈悲到慈善的傳遞,也是一種道德的延伸。
 
  金心異對媒體表示,讓弘法寺辦醫院的想法源于他最近參加的一項民營醫院課題調研。金心異認為,目前國內醫療資源緊缺,盡管政府大力支持社會辦醫,同時也逐漸出現了不少好的民營醫院,但民營醫院的生存環境以及前景總體來說仍然處于比較困難的階段。他引用的中國衛生論壇一項最新調查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我國民營醫院數量已達到9097所,2008年至2011年,醫改3年以來,民營醫院的數量增加了56.2%,門診量增加了57.9%,住院量增加了101.2%,但其提供的醫療服務僅占全國醫療市場的9.1%,另外的90%以上的醫療服務量則由公立醫院提供。
 
  金心異稱,西方許多歷史悠久的著名醫院,均是由教會創辦,這也確保了這些醫院的主要出發點是公益而不是賺錢。金心異認為,政府提倡“社會辦醫”,“社會”這一詞不應只局限于企業,也應該包括各種慈善組織。弘法寺作為深圳最著名以及最具有影響力的一座寺院,如果由弘法寺建一座醫院,再吸引其他慈善組織投資,這座醫院的資本積累將會很多,現金流動充裕,易于確保醫院的公益性。他表示,如果醫院運營,自己愿意做一輩子義工。
 
  弘法寺第一步仍任重道遠
 
  事實上,國內寺廟辦醫院此前并不乏嘗試。比如在珠海的普陀寺就有一座散發著濃郁中草藥氣息的“慈善中醫診所”。普陀寺的診所大約100平方米,墻上掛著醫藥主管部門核準頒發的執業執照。普陀寺住持、廣東省佛教協會會長釋明生說,開設慈善醫院不是什么創舉,“自唐宋元明清到現在,佛教歷來都有行醫幫困的傳統,寺廟內開設醫院診所歷史超過了1000年”。 “現在,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家的各項政策也促進了佛教的繁榮進步,佛教徒有義務反哺社會。”近兩年來,廣東佛教協會著力在廣東省各地的寺廟里推動慈善醫院的建設?,F在,包括普陀寺在內,全省已經有4座寺廟開辦了免費中醫診所。
 
  但必須要指出的是,金心異委員提出的“建設一座大型三甲醫院,要廣東一流水準,不以營利為目的”這一宏大目標,無論對于弘法寺而言,還是對于當今宗教界而言,都是一個空前的挑戰。
 
  寺廟辦醫院這個問題,簡單來說受內外兩個因素影響。內者,是寺廟的實力和誠意;外者,則是支持寺廟辦醫院的外部軟硬件環境。
 
  首先,我們并不懷疑弘法寺的實力,作為著名的寺院,多年來信眾與社會人士的捐獻,一定積累了不少的資金;其次,不懷疑弘法寺的意愿,佛門自古以來都有慈善濟世的傳統。不過,就建設醫院而言,從建設到最終能夠長久普惠眾生,卻是一個系統的工程。按照高標準來建,把硬件打造得足夠硬都不是問題,只要有資金兜底便能解決問題。難就難在作為慈善公益醫院,人才隊伍與運營管理,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借鑒。正如弘法寺預計的那樣——“這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工程”。首先,政策層面需要給予比公益醫院更優惠的政策,減少建設與運營成本;其次,需要更多社會公益力量的參與,尤其是醫療衛生與公共管理方面的專業人士,建立一套有別于普通公益醫院的運營以及慈善救助模式;第三,配套運營的監督機制,增加運營的透明度,以及作為慈善公益醫院的公信度。毫無疑問,寺廟投資醫院是對公共慈善政策、社會公益力量以及慈善規則準則的全面檢驗,既是慈善的一個平臺,更是慈善環境要素的聚合。
 
  在這些問題一一迎刃而解前,弘法寺要踏出辦醫院的第一步,確實很難。不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為當今世界佛教最活躍的地區,中國臺灣地區佛教無論其在現代化的轉型,還是其商業化的運作模式,都眾所公認地走到了整個華人地區佛教的前列。其經驗很好地解釋了佛教團體對待商業化的態度:不排斥甚至主動利用現代化的組織和商業化的運作,但本質和最終的目的是弘揚佛法勸人行善。
 
  以證嚴法師創建的臺灣慈濟醫院為例,該醫院由慈濟基金會出資建立,目前已成為臺灣醫療機構中的標桿,它一方面實現了對自身醫療質量的堅持,另一方面也是對整個醫療體制與商業化的反思,對其他的醫療機構、醫療政策也起到引領的楷模作用。
 
  在筆者看來,臺灣地區佛教界辦醫院成功秘訣只有兩點:財務透明,商教分開。慈濟基金會財務透明,賬目清楚,所得營利也不向投資人捐助人分配,而是重新注入慈濟基金會中。包括證嚴法師在內,慈濟人員的費用,不從善款中支付。而每一筆捐款的去向,都會做詳細的披露,以建立社會公信力。此外,弘法的管弘法,經營的管經營:把寺院、醫院的經營權交給在家居士經營,所賺取的利潤除了支付經營過程中的相關費用外,經營者可留一半,剩余的作為經營權的回報交給寺院。寺院取得這部分利潤可自主支配,開展弘法利生等事務。
 
  建醫院與蓋寺廟何者為大
 
  今年以來,全國上下紛紛鼓勵社會辦醫院,但我們應該看到,在現有的政策環境下,引導社會資金興辦非盈利性醫院的動力并不足。因為雖然非營利性醫院也收費并實現盈利,但是與營利性醫院不同的是,現行法規規定非營利醫院的定價需要按照政府規定的定價政策執行,而且運營中的利潤只能用于醫院自身的發展,不能用于投資紅利分配。這也就產生了一個惡性循環:沒有投資回報自然難以吸引投資者。
 
  曾有臺灣記者采訪證嚴法師:“建醫院、蓋寺廟和放生三者,何者功德大?”答:“功德很難講,見仁見智,一切全在自己的判斷。建醫院即是放(人)生。一個人得救即是一個家庭得救,進而減少社會問題。因此,建醫院與蓋廟、放生何者功德大,希望大家以智慧判斷,只要歡喜做的,即有一分隨喜功德。”
 
  由此可見,在真正的大德高僧心中,修丈八金身,蓋宏闊廟宇與建醫院之間,其實并無相悖之處,都是“普渡蒼生”,方式不同而已。但如果把這個選擇放在今天的國內各界而言,答案很有可能只有一個:蓋寺廟。因為毫無選擇,蓋醫院、辦公益只能虧本,而蓋寺廟可以吸引信眾,香火錢、旅游收入、GDP滾滾而來。
 
  事實上,這門信仰生意早已持續了很多年,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宗教搭臺,經濟唱戲”早已成為有關地方政府部門公開標榜的口號,通過“合法”的圍堵、轉租、承包、新建等多種手段,“引導”或迫使當地佛道寺觀為“經濟社會”作出“積極貢獻”。由此,社會的各色人等,已經逐漸成為或大或小或隱或現的“利益集團”中的一員, 其中寺廟、政府、旅游公司甚至房地產商無一不包。君不見,2010年地產巨頭向南京捐贈10億香火錢的事例嗎?而近來,一些地方又假借“推動產業文化發展”之名,掀起了新一輪的圍堵和開發“宗教文化旅游”的熱潮。
 
  這不由讓筆者想起了互聯網上流行的“域名劫持”、“瀏覽器劫持”之類的網絡病毒,它們通過攔截、篡改用戶所需要的東西等方式,將用戶導向他們的“商業網站”,以兜售其私貨而獲取和占有社會資源,最終導致信息混亂和網絡癱瘓等嚴重后果。如今,因為利之所在,大眾的信仰也被劫持了。 寺廟吸金之類的行徑,其危害絕不能認為僅僅關乎個人或某種群體,也絕不能輕描淡寫地認為只是關乎旅游經濟的“健康發展”。因為它關乎人類的信仰,關乎人類精神的安頓,關乎社會道德的底線,精神和心靈的污染,必將導致價值觀與社會行為的混亂,最終戕害的是我們的社會。
 
  社會的發展,讓“佛”回歸千年之前的古剎昏燈,這并不現實,而如何讓“佛”合法言利,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積極一分子,才是關鍵所在。
 
  寺院投資醫院只是慈善實體化和具體化的一種方式,但不是也不應成為唯一模式,比如還可以辦教育。其難能可貴之處在于,這是一種基于自身角色定位,以及社會責任的自我覺醒,讓人看到了自我提升和外部延伸的希望所在。這需要各地政府積極支持,正確引導,讓各利益方將蓋寺廟吸金的勁頭轉移到興辦公益醫院上來,如此,則百姓幸甚,社會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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